历史上的赣南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必然产物。书院是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的图书，聚徒讲学，重视读书自学，师生共同研讨，但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历史上的赣南书院“甲于江西”。

赣南书院的兴起

北宋嘉祐年间虔州知州赵抃、通判周敦颐在城东嘉济庙侧共同创建的清溪书院，即为赣南典型的古代书院。其间，赵抃、周敦颐均直接参与主讲，程颢、程颐曾就学于此，随周敦颐研讨理学；明代正德十三年南赣巡抚王阳明在郁孤台下濂溪祠基础上扩建的濂溪书院、创立的阳明书院，则成为名噪当时的全国著名书院。濂溪书院抑或阳明书院都有着中国古代书院的四大特征：教学、藏书、研究、祭祀。此外，还有着非常严谨的院规，以及保证书院持续发展的丰富的院产，院址也大多选择在幽静的风景中。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代有两种场所被后人称为书院，一种是中央政府设立的藏书、校书之所，如丽正修书院、集贤殿书院；还有一种是大量散布在民间，由学者私人设立的供自己或众人读书治学的地方。

客观地说，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先是起源于私人讲学，如北宋初年石城县岩岭堂下人温革办的柏林堂。有一种说法，书院制度是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亦即书院的初级形态是个人书屋、民间精舍。

南北朝及唐末五代十国以来，每个朝代更迭之际，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一些士大夫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建屋立舍，或独自研究学问，或聚众讲经谈学，这便是书院的前身。最典型的例子是南朝元嘉年间宁都人赖硕的小溪书屋、唐高宗时期宁都人赖清的寻颜乐轩、兴国钟绍京书室（读书岩）……这些文人会聚之地，虽然都不具备书院规模与格局，形式与内容上均与中央所办的官方书院有相当的距离，充其量只是有着聚学意义的场所。但，它们却是后来书院的前生模样。

书院的真正兴起在北宋。自北宋以来，为教育与培养人才，全国各地府县广设书院、学校、义学、社学。“可谓自白鹿、应天以来，全国各地书院蜂起，学校弦歌不止”。以清同治年间《赣州府志》《南安府志》《宁都直隶州志》为依据，并以各县文史资料为补充，自北宋庆历年间至清同治年间，笔者统计赣南书院共有100所。若按年代划分：宋代10所、元代1所、明代33所、清代56所；若按府（州）县划分：赣州府及赣县(赣州府与赣县府县同城共治)17所、于都县6所、信丰县8所、兴国县11所、会昌县5所、安远县5所、长宁县（今寻乌县）5所、定南县2所、南安府或大余县（南安府与大庾县同城共治）5所、南康县5所、崇义县1所、上犹县4所、宁都州及宁都县（宁都州与宁都县同城共治）8所、瑞金县7所、石城县11所。

赣南书院的地位

赣南府学、县学，以及书院、私学自北宋始，就已经处在江西前列，可谓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江西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书院相比，虽然赣南书院兴起的时间晚于白鹿洞书院，但白鹿洞名盛却晚于南安军学和虔州清溪书院。

可以说，王安石撰写《虔州学记》，北宋周敦颐在南安军学、虔州濂溪堂（濂溪书院前身）、清溪书院讲学并带教“二程”，以及绍圣年间苏轼北归撰写《南安军学记》，这几件大事的发生，致使赣州在北宋庆历、熙宁、嘉祐、治平年间，甚至是苏轼结束贬谪北归时的绍圣年间，赣南教育仍“甲于江西”，是江右教育最盛之地。

治平二年（1065年），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来到虔州（今赣州）。两年前的王安石因变法主张得不到实行而以母亲病逝为由辞官回到江宁守丧，尽管宋英宗屡次征召其赴京任职，王安石均以母丧和自己有病为由，拒绝入朝。然而，王安石赋闲在家，却仍然心系国事。此时，虔州州学在蔡侯、元侯两任主官的努力下已然建成，斋祠、讲堂、宿舍、学田、书籍、学者等无不一应俱全，虔州人等无不欢欣鼓舞，遂恳请王安石来虔考察并为之作记。千里迢迢来到虔州的王安石，对虔州州学大加赞赏，并热情为之撰文《虔州学记》，致使虔州及其教育声名大显。当然，“学记”形式的文本创作，也随着王安石的《虔州学记》及北宋熙宁二至四年王安石变法的实施而迅速风行全国。

《虔州学记》对宋城蔡侯（宋城，指宋城县。古代县名，在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西南。西周初因宋国封地而得宋城之名，秦朝时始置县。唐朝魏王李泰著《括地志》云：“宋州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又云羿所封之地。蔡是赵抃的继任者，赵抃嘉祐八年离虔时曾向朝廷推荐周敦颐出任虔州知州，但城内一场突发火灾致使木板连片的街巷一片火海，烧毁民房千余间，百姓死伤众多，周敦颐引咎辞职，于治平二年春黯然离虔。蔡应该是周敦颐请辞后代行虔州知州事的）、元侯（《赣州府志》记载，浙江钱塘人元积中，治平元年甲辰（四月）任虔州知州）二位地方长官“从州人之愿”，顺应民意，不辞辛苦， 先后为建设学校呕心沥血的行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王安石从道德高度出发，强调学校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王安石借《虔州学记》评述了当时虔州兴学的整体形势，本地士绅回应办学的态度与需求，同时也借机抒发了个人见解，并向朝廷进言，表达期望。王安石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转变人的思想，要让百姓读圣贤书，官府有必要广建学校，学校在教化百姓、培养仁义之才方面作用巨大。可惜，那枚镌了此篇文章的石头在虔州之地早已失了踪影，我们只能是在史料中追寻先贤的灼灼思想了。

1094年盛夏，苏轼南谪，经过虔州时或许见过这块镌刻了王安石《虔州学记》的石头。又七年，1101年初春，苏轼结束流放生涯，从海南儋州北归时，路经南安军治所在的大庾县城（此时，上犹、南康与大庾三县已从虔州划出成为南安军），也写了一篇“学记”，借以表达自己的办学思想。

苏轼南谪北归时，正是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011年）。得知之前的南安知军曹登聚钱九万余，“始拓旧制”，令南安军学学舍增至120间，规模甚为巨大，令当地士子大为受惠。苏轼闻得经过，甚为感慨。但此时的苏轼并没有写文章的愿望，南安士子紧追不舍，用苏轼在文章中的话来说，是“赢粮而従轼者三百余里”，即苏轼离开南安府后，甚至是在虔州因赣江水阻滞而留了月余之后，即踏上归途时的三月四日、亦即离开南安府三百余里（大约在万安县境）时才完成此作，交与一直追随在身边的南安士子。此时的苏轼重病在身，他是抱疾撰写《南安军学记》的。事实上，《南安军学记》正是苏轼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论，五个多月后，即同年8月24日，苏轼病逝于常州。

《南安军学记》对南安军学大加赞赏，称南安是“儒术之富，与闽蜀等”，“故南安之学，甲于江西”。苏轼在文中借古论今，以古喻今，阐述教育对于传授儒学之道、学校对于国家兴亡的意义。苏轼此文强烈的思辨性，令人读了为之动情、感奋。苏轼的《南安军学记》较王安石的《虔州学记》还少三百字，不妨辑录一段：“古之为国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学校也。今亡矣，独学校仅存耳。古之为学者四，其大者则取士论政，而其小者则弦诵也。今亡矣，直诵而已……古之取士论政者，必于学。有学而不取士、不论政，犹无学也。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议政，可谓近古，然卒为党锢之祸，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于下，其祸败固宜。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致意于学矣。虽荒服郡县必有学，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术之富，与闽、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显，所至必建学，故南安之学，甲于江西。侯仁人也，而勇于义。其建是学也，以身任其责，不择剧易，期于必成。士以此感奋，不劝而力。费于官者，为钱九万三千，而助者不赀。为屋百二十间，礼殿讲堂，视大邦君之居。凡学之用，莫不严具。又以其余增置廪给食数百人。始于绍圣二年之冬，而成于四年之春。学成而侯去，今为潮州。轼自海南还，过南安，见闻其事为详。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赢粮而従轼者三百余里，愿纪其实。夫学，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学政告之。然舜远矣，不可以庶几。有贤太守，犹可以为郑子产也。学者勉之，无愧于古人而已。”

北宋时期的赣南教育“甲于江西”一说，由此得到佐证。事实上，南安军学建于北宋淳化年间，清溪书院建于北宋嘉祐年间，道源书院建于南宋理宗期间，三所官学的创建，时间上除晚于白鹿洞书院之外，均早于另外三所江西书院。是故，南安军学、虔州州学的办学规模与水准领先江西。而与州学、军学教育相辅相成的书院（如清溪书院）与民间私学教育自然也不会落后到哪里去，远不是今天的学者在提及江右书院时竟然可以只字不提赣南的窘迫境况。

毋庸置疑，庆历至绍圣年间，即整个北宋的中后期，赣南的教育在江西已有肯定性的结论。由此推论，赣南的书院教育也有着很高的地位，至少在著名理学宗师周敦颐、名宦赵清献在虔讲学时期，超越了同一时期的江西其他书院。

江西是中国讲学书院的摇篮。两宋、元、明时期，江西书院数量在全国独占鳌头；清代，沿海一些发达省份的书院发展迅速，江西仍位居第二。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江西有名的书院比比皆是，如闻名全国的白鹿洞、濂溪、白鹭洲、阳明、象山、鹅湖、豫章、怀玉、东湖书院等。从建成时间来看，白鹿洞书院自唐朝而兴，有千年历史，属江西之最，但其真正兴盛显名之时，则是在南宋淳熙六年朱熹出任南康军知军之后，较之北宋嘉祐年间便建成、且一建成便因北宋名臣赵清献、理学名家周敦颐讲学而名气飙升，直登全国首位的虔州清溪书院，显然清溪书院之名响在北宋是大于白鹿洞书院的；白鹭洲书院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只因宋理宗御赐“白鹭洲书院”五字、宝祐四年(1256年)临安开考时该书院生员中进士人数高达40名（占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九分之一，其中文天祥高中状元）而名声大振，但从建成时间来看，白鹭洲书院则远远晚于南安军学和清溪书院、道源书院；上饶鹅湖书院建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为纪念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四贤在此聚会讲学，淳祐十年(1250年)朝廷命名为“文宗书院”，明景泰四年(1453年)重建时称“鹅湖书院”，其创建时间也远晚于虔州清溪书院、南安道源书院；古豫章书院创建于南唐升元二年（938年），时间上为江西四大书院之首，但豫章书院缺乏赵清献、周敦颐、朱熹、陆九渊一类的学术界领袖类人物。在赣南，北宋时期一次性有周敦颐、赵清献、“三程子”（程大中、程颢、程颐父子三人）等一批影响全国的书院教育代表人物，一大批民间乡学也如星星之火呈燎原之状，教育进入普及化、民间化之盛世。而这些都是书院教育强盛之状的基本呈现。

研究赣南书院的意义

显然，赣南书院及私学有着北宋时期的早期辉煌，以及后来王阳明时期的极度辉煌，还有清代民间私学呈星火燎原状态的另类辉煌，但在江西书院历史的文本整理与学者描述中却往往处在淡化或失语的状态。假如说，南宋时期为江西四大书院排名时遗漏赣州濂溪书院，是由于当时濂溪书院的讲学者中缺乏像周敦颐、朱熹这类全国有影响力的人物所致，那么今天江西书院史研究为什么仍然会忽略明代赣州阳明书院这类有影响力的书院内容？这不能不是一种痛楚，也不能不令人思考。

当然，当下各地打文化牌、名人牌，多是以哪里出了著名人物、出了多少进士、举人来宣扬本地的人杰地灵。客观地说，单纯地以科举成名的人物及其数量来论书院的历史地位，赣南肯定不及毗邻的吉安府（唐宋元明清，赣南进士总数不到600人，而吉安进士近2000名，状元20名，榜眼、探花32名），甚至不及抚州临川一个县。但，古代学校或书院本就不完全是为科举服务的，正如王安石所言，教育至少可以“牧士”、教化百姓，或如苏轼说言“虽荒服郡县必有学”，哪怕再穷也必须有学校才行。教化一方百姓，改善一方民风，科举有成者可以治国平天下，科举不成者也可以修身齐家，这才是学校或书院教育的根本。赣南历史上，历朝历代流民甚众，且流民并不够顺化，其间，诸境也多有民乱或贼起，若无遍布城乡各地的书院、乡学等的学子们的科举学习与道德传播，拥有江西人口五分之一、面积四分之一、自晋唐以来直至清代流民不断汇聚而来的赣南，其风气何以改善至今日之祥和？其民俗何以变化到今日之淳朴？书院或私学、学校之作用功莫大焉。有了这种理解和认识，持以科举人物数量而论学校与书院、乡学教育成败、高低的观点的人，怕是得调整理念了。

纵观历史，赣南科举有成的进士家族仍然不少，比如赣县曾准一门父子五进士、刘景熙与刘树堂叔侄两进士，南康田壁一门九子五进士，大余戴氏一门四进士两宰相，信丰黄氏一门三进士，宁都孙立节一门之“孙氏五贤”、严兴义一门五进士、黄谅一书五进士、董越与董天锡父子两进士、曾昌麟与曾昌龄兄弟两进士，兴国李潜一门八进士，于都陈云与陈欤兄弟两进士、段彩与段麟兄弟两进士，会昌古刚一门在世七科第……这些家族科举进士众多，人才辈出，其背后必定有书院或乡学教育在支撑。

既然赣南书院、学校教育在北宋庆历至绍圣年间，以虔州州学、南安军学、清溪书院（濂溪书院之前身）为代表的官办学校或书院教育已然处在江西领先地位，更有宋明清历代名宦，如赵抃、周敦颐、杨时、文天祥、游绍安、李本仁、魏瀛等主政一方时的诸多致力办学的讲学之举、修缮之功、置产之德，还有从《南安府志》与《赣州府志》中轻易可以找到的许多学校与书院建设中的诸多具有全国推广意义的办学要素，我们则有必要对赣南书院的历史进行体系性地整理与阐述，形成赣南书院响当当的文化品牌。

《南安军学记》《虔州学记》以及赣南各府县志中，有大量涉及学校或书院的建设要素种种，如面积大小、用地来源、建设规模、投放资金、资金来源、官府与官员作用、山长人选、学约、院规、教训、教条、训示、田租、束膏火、历代迁址及修缮情况……若将这些与书院、乡学有关的教育类文章厘出纲目、整理成籍，将赣南书院与乡学的经典原貌予以呈现，还世人对赣南书院与乡学认识的本原，还赣州书院文化历史应有的地位，当不失为赣南教育、文化与学术史的一大奉献。

龚文瑞